金融危机形势下弘扬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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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年9月06日 07:59
论文摘要 以儒家的价值观来看，这次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风暴，其病症是“经济”，其病因就是“道德”和“文化”，是西方现代文明在商业道德上、在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向上出了问题；临床反应是经济病，根子上却是道德病、文化病。所以，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管用的，但是治标不治本。要治本，就必须解决社会文化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关键词 金融危机；儒家文化；现实意义
孔子思想、儒家文化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当时礼乐崩坏、道德沦丧、人与人失去信任的大变动下的社会形势，对人类占有欲引发的问题，作为一代圣哲的孔子应该说早就了然于心，其思想及文化就因此而生。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原因及其暴露出来的问题，金融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失衡的现状，与当时的情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以儒家的价值观来看，这次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风暴，其病症是“经济”，其病因就是“道德”和“文化”，是西方现代文明在商业道德上、在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向上出了问题：临床反应是经济病，根子上却是道德病、文化病。所以，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管用的，但是治标不治本。要治本，就必须解决社会文化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文学论文发表
第一，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有诺必践的诚信理念。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是购房客户社会信用度低、放贷部门及次级债投资者“见利忘险”、信用评级机构严重失职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信用”出了问题，所以这次次贷危机实质上是“信任”危机。儒家是十分重视“信”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信以成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不忠信，行乎哉”。《吕氏春秋·贵信》篇中说：“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可见，一个社会如果缺少了“信”就会人人自危，使社会陷入无序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也认为“诚实可信能降低交易成本”。诚信做人，诚信地对待工作、家人和社会公众，才可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敬业乐业的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唯其如此，社会生活才可能健康有序，道德社会才能真正建立，人类文明才可能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就更要恪守“民无信不立”的先贤古训，传承诚义守信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倡导“个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不威”的诚信观念，增强公众的信用意识，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树立政府的信用形象，在全社会营造人与人相互信任，彼此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的大环境。
第二，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崇礼重义的价值取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见利思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大道之行者，天下为公”、“达则兼济天下”。崇礼重义的思想反映到当今商界，就要求从业者既要恪守商业道德，不义之财不取；也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奉献中体现人生的价值。经商者有三个层次：生意人、商人、企业家。而从“人”到“家”是其本质上的跨越。所谓企业家就是不仅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他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更能为社会创造高于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当整个社会陷入危机时，最终大家都会受损失。3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题为《英雄所见不同》的文章就深刻地指出：“他(孔子)关于财富如流水的名言正是对次贷时代的谴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越是困难时期、危急时刻，企业家越要更加主动地承担应有的责任，在助推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贫贱不能移”，坚持守法经营，严守市场规则，恪守职场伦理，拒绝追求一时的“道德外利润”，保持与外部环境、与利益相关各方的和谐关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要更加积极地抓好企业经营，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和统领企业的发展，千方百计拓市场、调结构、降成本、增效益，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一企之兴促进全社会经济之兴。努力保就业、保稳定，更加关心职工，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与他们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以一企之安助推全社会之安。
第三。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次次遭受危机与苦难，一次次浴血重生，靠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改革开放30年，我们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经济大国之一，靠的是自强不息。现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还得拿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别是金融危机冲击的主体——企业，不能盲目恐慌、失去信心，也不能消极放弃、“逃之夭夭”，更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救市”上，而必须自力更生地解决问题。同时，当前的困难，不是不可战胜的困难，对于企业的成长来说，是难得的历练与洗礼，是一个企业塑造品牌、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儒家就把困境看作是增长自己本领、提高自己能力的好机会。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身处金融危机这样的困境，就要奋发有为、刚健自强，逆势而上、逆风飞扬，迎难而上、克难奋进，勇于在危机中寻找发展契机，在变化中增创发展后劲，真正化危为机、危中有为。在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09年工作总体部署时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挑战……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来自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发愤图强的伟大精神力量。”这里强调的仍然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有了“自强不息”，就会对未来始终抱乐观态度；有了“刚健有为”，就会永不言败。 新闻类论文发表
第四，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包容气度。“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而不同”既承认差异，并且包容差异，又强调统一和谐，并且是差异下的和谐，表现出宽容精神与博大情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成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尤其在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和而不同”会更加凸显其非凡的价值：“和而不同”就要求各方加强交流，团结协作，共克时艰；更要求彼此正视差异，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也要求各方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我们强调和谐，强调全社会、全世界形成合力，共渡难关，但也要承认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有不同的价值观存在。承认各方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允许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改革创新，积极求变，促进发展。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根据自身实际出台相应措施。我国扩内需促发展的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为其他国家实体经济也带来了商机，这就是“和而不同”下产生的力量。在愈演愈烈、尚未见底的金融危机形势下，各方只有结合自身实际，坚定信心、积极作为，顾全大局、团结合作，才能够一起渡过难关。
关键词 金融危机；儒家文化；现实意义
孔子思想、儒家文化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当时礼乐崩坏、道德沦丧、人与人失去信任的大变动下的社会形势，对人类占有欲引发的问题，作为一代圣哲的孔子应该说早就了然于心，其思想及文化就因此而生。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原因及其暴露出来的问题，金融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失衡的现状，与当时的情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以儒家的价值观来看，这次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风暴，其病症是“经济”，其病因就是“道德”和“文化”，是西方现代文明在商业道德上、在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向上出了问题：临床反应是经济病，根子上却是道德病、文化病。所以，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管用的，但是治标不治本。要治本，就必须解决社会文化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文学论文发表
第一，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有诺必践的诚信理念。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是购房客户社会信用度低、放贷部门及次级债投资者“见利忘险”、信用评级机构严重失职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信用”出了问题，所以这次次贷危机实质上是“信任”危机。儒家是十分重视“信”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信以成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不忠信，行乎哉”。《吕氏春秋·贵信》篇中说：“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可见，一个社会如果缺少了“信”就会人人自危，使社会陷入无序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也认为“诚实可信能降低交易成本”。诚信做人，诚信地对待工作、家人和社会公众，才可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敬业乐业的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唯其如此，社会生活才可能健康有序，道德社会才能真正建立，人类文明才可能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就更要恪守“民无信不立”的先贤古训，传承诚义守信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倡导“个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不威”的诚信观念，增强公众的信用意识，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树立政府的信用形象，在全社会营造人与人相互信任，彼此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的大环境。
第二，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崇礼重义的价值取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见利思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大道之行者，天下为公”、“达则兼济天下”。崇礼重义的思想反映到当今商界，就要求从业者既要恪守商业道德，不义之财不取；也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奉献中体现人生的价值。经商者有三个层次：生意人、商人、企业家。而从“人”到“家”是其本质上的跨越。所谓企业家就是不仅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他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更能为社会创造高于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当整个社会陷入危机时，最终大家都会受损失。3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题为《英雄所见不同》的文章就深刻地指出：“他(孔子)关于财富如流水的名言正是对次贷时代的谴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越是困难时期、危急时刻，企业家越要更加主动地承担应有的责任，在助推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贫贱不能移”，坚持守法经营，严守市场规则，恪守职场伦理，拒绝追求一时的“道德外利润”，保持与外部环境、与利益相关各方的和谐关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要更加积极地抓好企业经营，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和统领企业的发展，千方百计拓市场、调结构、降成本、增效益，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一企之兴促进全社会经济之兴。努力保就业、保稳定，更加关心职工，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与他们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以一企之安助推全社会之安。
第三。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次次遭受危机与苦难，一次次浴血重生，靠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改革开放30年，我们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经济大国之一，靠的是自强不息。现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还得拿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别是金融危机冲击的主体——企业，不能盲目恐慌、失去信心，也不能消极放弃、“逃之夭夭”，更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救市”上，而必须自力更生地解决问题。同时，当前的困难，不是不可战胜的困难，对于企业的成长来说，是难得的历练与洗礼，是一个企业塑造品牌、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儒家就把困境看作是增长自己本领、提高自己能力的好机会。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身处金融危机这样的困境，就要奋发有为、刚健自强，逆势而上、逆风飞扬，迎难而上、克难奋进，勇于在危机中寻找发展契机，在变化中增创发展后劲，真正化危为机、危中有为。在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09年工作总体部署时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挑战……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来自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发愤图强的伟大精神力量。”这里强调的仍然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有了“自强不息”，就会对未来始终抱乐观态度；有了“刚健有为”，就会永不言败。 新闻类论文发表
第四，应对金融危机，就要弘扬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包容气度。“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而不同”既承认差异，并且包容差异，又强调统一和谐，并且是差异下的和谐，表现出宽容精神与博大情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成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尤其在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和而不同”会更加凸显其非凡的价值：“和而不同”就要求各方加强交流，团结协作，共克时艰；更要求彼此正视差异，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也要求各方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我们强调和谐，强调全社会、全世界形成合力，共渡难关，但也要承认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有不同的价值观存在。承认各方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允许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改革创新，积极求变，促进发展。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根据自身实际出台相应措施。我国扩内需促发展的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为其他国家实体经济也带来了商机，这就是“和而不同”下产生的力量。在愈演愈烈、尚未见底的金融危机形势下，各方只有结合自身实际，坚定信心、积极作为，顾全大局、团结合作，才能够一起渡过难关。
